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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民族魂的书写者

弘兴快讯网2024-03-29 03:38:26【知识】8人已围观

简介原标题:做民族魂的书写者捧读徐贵祥的长篇小说新作《穿插》和《伏击》时,正值新冠肺炎疫情吃紧的时日。厚厚纸页上烽火连天,山河破碎——为了“中国不亡”,一个个救国图存的笔下人物皆是英雄儿女。让我联想到荆楚 老姚家的搞笑日常

原标题:做民族魂的做民族魂书写者

捧读徐贵祥的长篇小说新作《穿插》和《伏击》时,正值新冠肺炎疫情吃紧的做民族魂时日。厚厚纸页上烽火连天,做民族魂老姚家的搞笑日常山河破碎——为了“中国不亡”,做民族魂一个个救国图存的做民族魂笔下人物皆是英雄儿女。让我联想到荆楚大地上苍生危难,做民族魂背水一战——为了“中国无恙”,做民族魂一队队白衣为甲的做民族魂逆行身影就是平凡英雄。

英雄的做民族魂故事必将载入民族的历史,无论以“历史草稿”的做民族魂新闻样貌,还是做民族魂以“历史缩影”的文学形式。

作家徐贵祥就是做民族魂一位中华英雄的叙事者,民族之魂的做民族魂书写者。

“我是做民族魂谁?”这个问题是我在阅读两篇作品时,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的做民族魂“字节跳动”。两位主人公都面临着“身份”的问题。八路军营长凌云峰因与组织失散,阴差阳错地顶替了牺牲的国民党军敢死队队长楚大楚;国民党“西训团”的勤务兵易水寒“借尸还魂”打入八路军内部,成为营长凌云峰——每个“我”都不再是从前的我,都面临“我是谁”的叩问。

两个阵营,双重身份,使有些复杂与纠葛的情节不好展开。徐贵祥采用“灵魂叙事”代替传统小说惯常使用的“全知视角”,化解了难题。讲故事的“灵魂”,《穿插》里是凌云峰,《伏击》里是老姚家的搞笑日常楚大楚。两位为国捐躯的抗日军人,讲述了同一战场上各自的故事。这样的叙事视角虽非首创,却能迅速攫住读者的心,唤起读者对人物命运的好奇和对故事的期待。同时,因为穿越了生死,穿越了岁月,也使讲述带着些许悲壮、些许通透和历经沧桑的从容。

共产党员“凌云峰”成为国民党军敢死队队长楚大楚后的坚守,似乎好理解。国民党特务易水寒做了凌云峰之后,如何不知不觉抛却了从前的“我”,再造了后来的“我”,很令人欲知其详。“我是谁”这个问题一直在折磨着易水寒,也伴随他完成了不知不觉的蜕变。

离每个人最远的是自己,最近的也是自己。随着情节推进,面对这个哲学意义的诘问,两个主人公给出了几近相同的回答。

与两人对话的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谢谷。在《穿插》中,谢谷对凌云峰(楚大楚)说:“你这个人啊,你还是没有搞清楚你是谁。”凌云峰理直气壮地说,我是人,而且是中国人。在《伏击》中,谢谷对易水寒(凌云峰)说:“果然是你,‘西训团’训导处的勤务兵,成了威震沧东的八路军营长。”凌营长笑笑说,国难当头,我首先想到的是,我是一个中国人。

“中国人”,正是这场战争带给这个民族整体和个体觉醒的“关键词”,也是中国能取得这场战争最后胜利的原因之一。当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,民族意识有了最深沉的爆发、更厚重的承载,也因此具有超越阵营、穿透历史的力量。

徐贵祥是一个有着深深民族情怀、英雄情结的作家。“我找到了深埋在我们民族土壤里的那些值得珍藏的东西。”“我把这些闪闪发光的品质发掘出来、提炼出来、聚集起来,赋予我的作品人物。”最能够成就英雄,发掘、提炼、聚集“闪闪发光品质”的,常常是战争。战争是人类的悲剧,却是军人“最好的学校”。徐贵祥说道:“我的军旅生涯和文学生涯之初,有两大幸运,一是遭遇了战争,二是遭遇了英雄。”

作为军旅作家,徐贵祥不负他的吹角连营,不负他的炮火连天。很难说,是他的英雄梦让他成为“豪放派”,还是他的“兄弟连”成全了他的英雄梦。他就像自己笔下的许多人物一样,与他的军装、他的战争合而为一。这仿若他的命运,或曰使命。如此,他的写作绕不开家国,绕不开战争,绕不开英雄。

徐贵祥笔下的人物总是英雄又常是凡人。他喜欢抽丝剥茧其间的自我超越,其间的信仰熔铸。梁大牙如此,凌云峰如此,易水寒也是如此。

如果说凌云峰是对英雄与信仰的正面书写,那么,易水寒则是充满冲突与张力的“逆向书写”。曾有剧作家谈论人物创作时说,这个人物前面闪着光,中间闪着光,最后还是闪着光,其实他的光是黯淡的,观众是不太相信的。

易水寒的蜕变过程是一个从懦弱到英勇、从迷茫到坚定、从黯淡到闪光,渐渐被信仰点燃、渐渐变得耀眼的过程。进入八路军之初,易水寒的内心充满未知的恐惧。当初,身为一个穷苦人家出身的仆人,他进入国民党军队,除了报答曾经的主人蔺紫雨、服从后来的上级陈达之外,人生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。因此,进入八路军后,他总是噩梦连连。对凌云峰的百般模仿及在八路军的浸染熏陶,促成了他的一个梦——他梦见自己上阵杀敌,英勇无比。战斗结束后,迎接他的有鲜花,还有心爱的姑娘。“他终于发现他的用武之地,他不仅找到了栖身的地方,也找到了安放灵魂的地方,跟鬼子干吧,死在哪里,埋在哪里,那就是最好的下场。”他向着这片光明走去,甚至做好了马革裹尸的准备,却依然无法摆脱“假冒”的忐忑、暴露的担忧。

他曾经的刺杀对象、八路军的军区政委文中戈,是他成为“凌云峰”之后的上级。事实上,文中戈早已掌握他的来历。借一次会后的机会,文中戈意味深长地对他说:“你在红军时期打过很多仗,我希望你的过去成为你的动力,而不是包袱。”这是一粒定心丸,也是一副催化剂。“那天夜里,易水寒再也没有用被子蒙住脑袋了,黑暗中他的眼睛瞪得老大,他在展望一个全新的生活。”“是的,他不再是易水寒了,他是八路军的凌营长啊。从此之后,那个易水寒就离他而去,凌云峰的魂魄已经注入他的生命。”

注入易水寒生命的,是凌云峰的魂魄,更是一种充满光明与力量的信仰。于是他说:“是的,我喜欢成为凌云峰,我已经是了。”文中戈后来这样总结易水寒:“当年,国民党特务给我们搞了个‘借尸还魂’计划,没想到尸体没有借成,魂也丢了。我觉得还可以用‘还魂’两个字来概括,这个同志在关键时刻觉醒了,真的灵魂附体了。这个‘魂’,就是民族之魂,抗战之魂,理想之魂,信仰之魂。”

易水寒,是蔺紫雨为易晓岚取的新名字,显然得自“风萧萧兮易水寒,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。“壮士一去不复还”的一层寓意,是易水寒潜入八路军内部时“一去不复还”;另一层更重要的寓意,则是易水寒从此与过去之我彻底割裂的“一去不复还”。正是民族之魂、信仰之魂,让易水寒完成了身份的“穿插”而成为“凌云峰”。

同样,也是为了民族之魂、信仰之魂,凌云峰成为“楚大楚”。后来,组织决议,“为了让他们继续保持凌云峰和楚大楚的抗战荣誉,发扬更大的光荣”,两个人都继续使用新名字、新身份。因为,“其实他们早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:抗战英雄”。

当初,如何塑造易水寒这个人物形象,让徐贵祥“想得脑瓜子疼”。后来,他“灵光一现”,“决定让他脱胎换骨,成为另一个人”。为了让易水寒完成人生的穿插、信仰的穿插,徐贵祥“费了很大的力气打造凌云峰”,甚至“为了写好易水寒所在的《伏击》,我不惜首先为凌云峰写了《穿插》”。

徐贵祥用“好像是天上掉下来的”“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推动我”形容当时的创作状态。他说,这部作品“让我看到了不曾认知的真实”“看到了中国人民的英雄本色,找回了我们的英雄自信”。这“不曾认知的真实”,应是通过塑造易水寒这个“新人物”渐渐抵达的。如他所言,易水寒不同于自己以往创作的所有人物,既不是精英也不是儒将,既不是草莽也不是新锐,而是“一匹驮着各种压力的骆驼”“身上背着沉重的包袱”。

这个人物的背后是一种更广阔、更具人性意味的视野。在这个视野中,有家国,有信仰,有英雄,更有人本身。所以徐贵祥说:“发现并重视那些负重前行的人,是文学的进步,更是社会的进步。”这样的书写注定艰难,它要处理更复杂的时代心理,触及更深广的人性现实。然而,也只有具备这样的视野与心怀,徐贵祥才能够一直书写着具有正大之气的题材,而又书写得如此真实。诚如一位美学家所言:“看史家死气沉沉的长篇巨制,不如看作家挑开历史面纱的那漂亮的一剑。”

徐贵祥的“这一剑”,可见血泪,可见光明,甚是漂亮。(■邵  薇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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